20世纪的中国音乐：乐歌之背景
2012-4-12、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中国虽有礼乐之邦之称，并延续了三千余年，但音乐的遗存实在是太可怜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辉煌灿烂，大多均有实物可供追寻、摩挲、凭吊，有些甚至仍存活在当今的艺术形态之中。绘画有历代的传世佳作；书法有碑、帖、摹刻；文学凭藉着文字而百世传承更不必说了；即使是舞蹈，如今也能从秦汉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隋唐以后大量的石窟、墓葬中的壁画、雕塑所描摹的多彩姿态中，感受到古代舞蹈的体态律动；戏曲真实的舞台演出情形已不复存在，但凭了其文学脚本以及地上地下的戏曲文物遗存，使我们在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脉络上，比之于音乐仍算略胜一筹。直至20世纪初，这最能反映人的灵魂的艺术——音乐，在中国的舞台上居然是空空如也，好不凄凉。这不能不使当时的有识之士惊诧、焦虑、扼腕，进而发奋图强、奔走呼号、振臂疾呼。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使然。它存在于时间中，并随着时间的流动，或变化或衰减，真正的“古之乐”是不可求得了。其次，音乐作为艺术，在中国古代，其独立品格极其微弱。千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礼的附庸、政治氛围的营造手段和教化的工具而沦为封建礼教的等级符号。所以，本世纪初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焦虑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音乐。他们树雄心立壮志，要使中国音乐脱胎换骨，自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并为之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在这样的情势下，百多年来的中国音乐发展之路，主要是在中西关系一径上蹒跚。
在我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并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次：一是隋唐时期的佛学东来；二是明清之际西学的输入；三是清末民初之西学东渐。尤其以清末的这次，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不像以前敞开胸怀，以平等的姿态，甚至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接受。我们如今从百多年前对外来学术的称谓上也能体会出些什么，最初是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夷学"，进而较客观地称之为"西学"，接下来就不无敬意地称之为"新学"，而后是"显学"，直到后来达到被人们认做是匡世救时之灵丹妙药了。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这种变化颇耐人寻味。世纪之交，整个社会都在寻求救国良方的同时，一批音乐家便自然得出了"中国音乐欲图谋发展，必须引入西（东）洋音乐"的结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中西之辨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的源头便是"学堂乐歌"。
西乐东渐露端倪：学堂乐歌
一、乐歌之背景
十九世纪末，外国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了沉睡在天国梦想中的国人。揉着惺忪的睡眼，首先觉醒了的一批志士仁人发现，我们挨打的原因不仅仅是科技落后和没有坚船利炮，我们的音乐也粗陋不堪。科技要学，音乐更要迎头赶上。开风气之先的是"学堂乐歌"。
"吾等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沈心工《革命军》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叔同《送别》
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早的一批留日、留德的音乐家，将"学校唱歌"引入了新式学堂。
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失败，使得朝野震惊，举国哗然。天朝王国，居然败给了从来未被放在眼中的倭国日本。再联系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国人确实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发奋直追。要学西方，先学日本，成为了当时国人的共识。1896年，清朝政府始选派十余名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以后每年递增，至1906年一年就达一万二千人。不分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均有，甚至还包括了为数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自然，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新学，便渐成热潮。梁启超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