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放
2012-12-10、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杨放教授（左）与本文作者
毕生从事于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杨放教授，如今已是８２岁的老人了。凝视他那秋霜盈头、青灯伏案的身影，我想起了青年时代我们共度艰危的岁月，也想起了他在音乐路上艰辛跋涉的足迹。是的，无情的岁月可以洗去灯红酒绿的光泽，却无法涤去一个艺术探索者在云岭高原留下的足迹……一半个世纪前，来自个旧农村的哈尼族青年杨放，由于从小受到农村艺人和民族艺术的熏陶，便同民族民间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３０年代末期考入云南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学校学习美术和音乐。在这个艺术摇篮里，他下定了终生耕耘乐坛的决心。进入抗日时期的国立音乐学院以后，他在设备简陋、生活困难的环境中，师从杨体烈、江定仙、李惠芳、杨荫浏等著名教授虚心学习钢琴与作曲，同时不断吸收民歌民谣的养料，而对巴托克、柯达依等音乐大师毕生潜心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坚韧精神更是深为敬佩。“是的，大凡不朽的音乐作品，总是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之中。”基于这种认识，杨放把格林卡、鲍罗廷、肖邦、李斯特、格里格等大师许多带有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作了尝试性的初探与研究，并在他的习作中大胆地运用了云南的民族音调，受到教师的注目。
１９４６年，杨放满腔热忱地返回昆明，积极投入民主文艺活动，创作了流传甚广的《营火燃烧在广场上》、《野草谣》、《昆明，美丽的山城》等鼓舞人心的群众歌曲，还改编、演出了呼唤光明的儿童歌舞剧《幸运鱼》、《金龙袍》等，其浓烈的民族艺术色彩受到了专家与观众的好评，也更坚定了杨放终生矢志于此的信心和勇气。１９４９年，杨放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接受了重重考验，增长了许多见识。随着部队的流动转移，也接触了不少民间艺人，搜集了许多原始的民歌民谣，并首先发掘记录了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长诗发表后，颇受文艺界的瞩目，随即被译成俄文刊载于前苏联文学刊物上……
每当回顾从学院走向社会的这段历程，杨放总是恳切地说：“生活的锤炼不仅使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也使我瞥见了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宝藏!”
新中国成立后，杨放先后调省文联、云南艺术学院工作。自此，他开始了民族民间音乐之路的长征。
他深知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同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民族特性、民俗风情乃至宗教、艺术等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追本溯源，以窥全貌，杨放除了苦苦钻研这些有关本土文化的书刊并作深入的考察之外，还认真研读了国内外许多音乐大师的传记、作品和有关的札记、书简，以资借鉴或参考。从５０年代开始，他便在千山逶迤、万壑纵横的云岭高原上走村串寨，寻贝拾珠，日积月累地搜集久远而原始的民族民间音乐，而许多民间歌手、山民耕夫和基层文化干部也融成了他的亲密朋友。１９５９年，杨放到西双版纳的一个（人旁家爱）尼山寨采风，一连几个月睡在火塘边，记录了老歌手偏罗咏诵的上万句古老民歌。（人旁家爱）尼青年搓康，不辞辛苦为他翻译了上百首歌词。建水文化馆的热心人张述孔，不惜翻山越岭，陪他采集尼苏人的“四大腔”。来到姚安马游坪采集彝族古歌《梅郭》的日子里，杨放和省花灯团的几位演员，一鼓作气整整记录了７天。直到前年，华发苍苍的杨放为了把云南稀有的《船工号子》录入《中国民歌集成·云南卷》，还急急忙忙直奔水富县，在地区文化局的帮助下四处寻访，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的老船工，认真地录制了一盒新磁带，并在现场详询了这首民歌的来龙去脉，准确地记录了歌词，才算了却了这番心愿…… 这些年来，身居边寨的民族民间歌手不时专程前来探望，杨放总是视如亲人，盛情接待，促膝谈心。“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条路上我是寸步难行的。我的每一点成果，都渗透了你们的情谊和心血哪!……”说到这里，一身风尘的老园丁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辛勤的耕耘必然赢来丰收的硕果。杨放数十年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宛如一枚枚闪光的珍贝，纷纷展示于读者与观众面前：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杨放采集记录了民歌、乐曲５０００余首，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民歌·第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