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谱控

陕北民歌发展创新的方向
2012-4-17、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我觉得民歌与散曲结合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第一,散曲与陕北民歌在本质上是打通的。散曲最开始也是一种民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到最后,都可能走上高雅化、庙堂化的状态,最后结局就是走向一种末路趋势,这就必然要从民间寻找继续下去的路子。诗、词走到末路,发展为散曲,民歌占了上风,因为散曲一开始也是一种民歌。后来散曲也逐渐走向高雅化、庙堂化了,也就走到了末路。为什么民间艺术至今没有走向末路呢?因为它扎根于民间,汲取民间的原初泥土养分而能青春不老。第二,散曲与陕北民歌都是音乐的产物,音乐是它们共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虽然诗与词也有音乐的成分,但没有散曲的音乐成分浓。民歌更是这样,如果民歌没有曲,它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散曲也是这样。在这点上,二者又是共同的。第三,散曲与陕北民歌里都有辅词与衬字,也有共同点。《东方红》中的“呼儿咳呀”表面看就好像是散曲里边的衬字、辅词,二者最终结合到一起,是一种必然要求。衬词在歌唱和传承的过程中,渐渐成为民歌与散曲必然的组成部分,已经不辅、不衬了,开始是为了音乐的需要,后来就成了它们不可缺少的机体部分。第四个共同特点就是传播广泛,二者与普通民众都有一种亲缘。门副会长说,散曲在最开始时搀杂了蒙古族民乐。由于陕北地域的特定性,和外来民族有一种亲缘,加上战争的拉锯作用,使陕北和周边民族胡呀、羝呀、羌呀等等都发生了关系。所以,陕北民歌不仅仅是汉民族的音乐,而是多种民族的杂糅,它们的受众群体都是定格在低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没有走向宫廷化贵族化的死胡同。在这点上又和散曲是相一致的。第五个共同点就是语言。散曲的语言和诗、词不一样,带有一定的通俗化大众化倾向。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上层语言和下层民众的语言一直是分离、分隔的,有所谓文言与白话之别,直到“五四”运动才改变过来。“五四”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上层语言和下层语言达到了沟通,真正实现了语言的一体化。散曲和陕北民歌很早已经达到了上层和下层语言上的一体化,它的语言始终和诗词不同,没有那种“吊书袋”气息。它的语言具有一种媚俗性,和下层语言相接近,有一种亲缘,没有和真正的文言“同流合污”,这是它一直能保持强盛生命力的直接因素,也是与陕北民歌的一种共同性。第六,散曲的格律不同于诗词,它允许出现重复句,允许出现叠词,也和陕北民歌多有叠音、叠词是一样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也有“信天”的成分。第七,散曲在语法上常有一种不规范的情形。比如马致远的散曲《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全用名词组句,是一个反语法的现象。这种反语法,让它更显新颖。这样一种“另类”,是散曲里的最高典范。在陕北民歌里也有这种反语法的“另类”情形,二者也是相通的。散曲与陕北民歌的共同性不止这些,如果真正研究的话,它们的共同性还有好多好多。为什么?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致的,都是民众,同一个土壤生长出来的东西,共同性就非常多。

把散曲与陕北民歌放到一块去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陕北民歌延续下去。我们的陕北民歌现在已经受到了挑战,怎样才能把它延续下去,让它的生命力更加强大?我这里提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第一,从《东方红》的旧瓶装新酒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前人的大胆创新是可行的。一曲《东方红》唱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唱了几十年,是家喻户晓的一首陕北民歌。这首歌用的是旧曲子,并不是新谱的曲。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把陕北民歌弘扬下去?前人已经做过,我们应该也能做。第二,从张继的《枫桥夜泊》到毛宁的《涛声依旧》,我们感受到了经典情感的魅力。毛宁的《涛声依旧》很风靡,听到他的演唱,我们必然会想到张继的《枫桥夜泊》。为什么张继的《枫桥夜泊》到现在也是一种经典,毛宁的也是一种经典呢?恐怕是在于第二个经典是嫁接于第一个经典的基础上的,主要是嫁接了一种情感,这种嫁接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这种情感性的东西,在陕北民歌的传承过程中,也能给人一些启示。第三,从《好汉歌》的版权之争,我们能够感受到民歌旧曲的受众市场今天依然存在。民歌受地域性的局限,它就是在产生它的那个地域里生存的。然而 《好汉歌》一出现以后,就成为全国性的、世界性的。赵季平创作这首歌曲后,有人说他剽窃了民歌,其实他是对民歌做了继承、革新和创造。任何一种东西,如果离开了传统的底蕴,一味讲创新,怎么能行?只有走继承、革新、创造的路子,才能有生命力。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土壤中,生长出了《黄土高坡》,也有市场存在;进而生长出了“西北风”歌派,“西北风”最根本的元素还是信天游。我们完全可以扩展下去,推出新的经典歌曲。第四,从《天路》的成功畅销中启示我们要抓住重大主题重大事件,以及由名家推出的名人名题效应。《天路》是藏民族的曲子,也是藏族曲调的一种发新,它没有脱离藏族民歌整体的氛围。但《天路》为什么唱得这么火?因为他抒写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铁路修到西藏。同时,《天路》由著名歌唱家韩红演唱,具有名人效应。演唱者是著名歌唱家,曲子是藏族民歌的经典,歌词又写了全国性的重大事件,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就使《天路》唱响全国、全世界。这三点中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点,《天路》可能就不会成功。这对于我们提升陕北民歌的生命力,也是一种启示。我们能否也这样以名人大事推出经典新民歌?当然,另外的一面,也要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比如说,《三十里铺》、《掐蒜苔》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现代美学研究中所谓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虽然不是重大题材、重大事件的审美化,但它离老百姓最近,有市场,有卖点,就能火。最后,我想说,我们不能丢掉陕北民歌中的传统组合、传统精髓。比如说,陕北民歌表现手法上的比兴:“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就是运用了比兴手法。陕北民歌一面市就运用了比兴,这与《诗经》等传统诗中的比兴相一致。当时,在生活非常闭塞的情况下,为什么陕北民歌和《诗经》能够很吻合呢?因为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具有审美共同性,审美共同性是文学创作的最原初的共同发生机制。这一点我们不能丢掉。因为散曲中有比兴,但没有陕北民歌那么离不开比兴。这就要求我们寻找出一种更好的结合点,既能有散曲的味,又不脱离陕北民歌的精髓。如果我们丢掉了陕北民歌中传统的东西,完全创造出另外一种东西,那么陕北民歌也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思考保留什么、吸取什么,在保留的过程中,还要走出新路。如果不走新路,陕北民歌还是原来的样子,就不可能出新。必须要迈出新步伐,必须要在旧土壤上搞出新的东西,就像 “上化肥”。化肥是一种很有效的东西,现在离开了化肥就种不成庄稼了。怎么样给旧土壤“上化肥”,把陕北民歌再加以提高,这就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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