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化“大”与“小”传统（4）
2012-4-12、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作者：项阳
（上接《中国音乐文化“大”与“小”传统（3）》）
中国典籍对历史上音乐文化传统创承人的身份有着很明确的规定。《元典章》云：“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搬演词话人等，并行禁约”。这里说散乐、词话的搬演者，都应该是在籍的专业（正色）乐人，良家子弟做这些就属于“不务正业”。可见，在戏曲进入成熟期其表演者是怎样的一群。其实，不仅仅是戏曲，凡属于太常和教坊所表演的艺术形式，多是这一群在籍之人的创承。在这种上下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都是由宫廷的乐籍中人创造的，还是以戏曲音乐为例，元末明初之时的昆山腔以及稍后产生的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是如何风靡全国的呢？特别是其中的昆山腔演化为昆曲以及弋阳腔作为高腔系统在全国的传播过程，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乐籍制度，将其在体系中得以传承，那么，是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有高腔流传的。所以，无论是戏曲还是音乐以及说唱等其他艺术形式，的确不能低估这个制度体系的作用。试想，在当时没有电波、数字通讯；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广泛地传播呢？显然，移民、战争、商旅所带的艺人等等，近乎自然的传播方式如此广泛的存在显然是比较苍白的。如果不是有乐籍制度下的职业艺人的这种传承，以及教坊制度下对多种艺术形式及其相关内容的整合，显然不会有全国范围音乐文化主导层面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正是这种全国上下在主导层面的一致性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大传统。
历史发展到了18世纪初叶，乐籍制度在雍正皇帝的御批下寿终正寝了。那些以前身为贱民，却是可以吃官饭的一群，开始转向民间寻求自己的“饭辙”。乐人贱籍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社会对其承载的音乐文化不需要，无论是宫廷、王府、地方官府、军旅等地依然需要礼仪和宴筵用乐，依然声色犬马，曾经在制度下生存的音乐文化不会消失。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传统音乐文化与礼俗依附共生“沉淀”在民间的道理。
但是，即便是在廿一世纪的当下，当我们来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乡下，伴随着民间礼俗，历史上那些曾经为各级官府所用的礼仪用乐，却依然在民间得以延续。特别是丧葬礼俗、许多仪式庆典之中，传统音乐文化的功能性体现较为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