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2012-12-2、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确实,与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相比,音乐可以说是赵元任的“业余爱好”。然而,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深,取得的成就令人赞佩,一点也不“业余”。这不禁使我想到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五人强力集团”的五位音乐家。他们也都不是学音乐出身。这个乐派的发起人巴拉基列夫是学数学的,鲍罗丁则是化学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海军军官,穆索尔斯基和居伊都是陆军军官。他们都和赵元任一样,以“业余”身份,最终成为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音乐家。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是由于他们对音乐的钟爱,有一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顽强学习和追求理想的精神。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赵元任来说,尤其如此。
我认为,成为一位有造诣的音乐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勤奋,三是环境,四是机遇,四者缺一不可。赵元任就是这样一位四项条件俱备的人。从他在语言、音韵方面的天赋来看,毋庸置疑,他具备第一个条件。我想补充的是,他像柴科夫斯基一样,脑子里不仅有丰富的乐感和美妙的旋律,音乐创作方面的功底也较深厚。另外,他还有亮丽的歌喉,这是很多作曲家所不具备的。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曾灌制了赵元任演唱自创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江上撑船歌》。说到“环境”,赵元任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美国学习期间,他不仅有机会选修和声、对位、作曲等课程,学习钢琴,广泛涉猎西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还亲身参加很多音乐活动,并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可见,音乐虽然不是他的“主业”,可他在音乐方面下的工夫,并不亚于科班学音乐的人。赵元任善于抓紧和利用时间高效学习和写作。他有一个习惯,口袋里总是装个小本子,上面并排插着四支笔,随时用来记录一些灵感和创意。他的许多歌曲创作灵感都是记录在这样的小本子上的。这些细节可以反映出他的好学和勤奋。至于“机遇”,主要来自时代的赐予。那时,我国正处在国危思变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闭关锁国的危害,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音乐也不例外。赵元任积极投身时代的潮流中,抓住了时代给予的诸多机遇。
与音乐知音携手共创中国近现代音乐
赵元任在一生的音乐创作中,与很多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事业上的知音。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作热情,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友梅是赵元任较早结识的好友。赵元任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到北京刚两个星期,就去拜访萧友梅,可见他结识萧友梅的急切心情。两人一见面,就交流各自的作品,可谓一见如故。此后,他们在北京多次见面,讨论音乐教育和创作方面的问题。萧友梅在周末和假日,常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1927年,萧友梅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蔡元培创建国立音乐院(后来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可赵元任和萧友梅并未因此而疏远,彼此仍然关注着对方的音乐活动。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萧友梅在1930年4月出版的《乐艺》杂志创刊号发表的《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一文中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1934年,赵元任从北京迁往南京后,与萧友梅又有了深入的交往。萧友梅请他到上海国立音专做了《近代声学对于音乐的几个贡献》的学术报告,赵元任多次在该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按照萧友梅的“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歌曲的”教学方针,上海国立音专采用的声乐教材中,就选取了赵元任的不少歌曲。
赵元任的另一位好友是著名音乐家黄自。黄自对赵元任的音乐造诣颇为仰慕,他将赵元任的作品编进自己的和声教材,搬上了课堂。他还用各种方式介绍、传播、推广赵元任的作品。例如,他曾在《音乐周报》上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赵元任的艺术歌曲。赵元任也把黄自视为音乐上的知己,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