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起源的文化思考（下）
2012-4-9、歌谱控、人气:（载入中...）
（上接《戏曲起源的文化思考（上）》）
但是，狩猎时代的长期积淀是一回事，古希腊戏剧最终形成并构建为辉煌的宝库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古希腊戏剧的横空出世，还有它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更为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为了便于进行中外戏剧生成的比较研究，我们现在就将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略述于下：
第一，迫于地中海一带征战频仍，生存艰难，古希腊人不得不热心地关注政治与战争，频繁的迁徙和交往使人们生存意识变得十分开阔。历史的传说、神话与现实的航海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必然要激发出昂扬的精神。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认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诞生的时代，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小小的共和城邦从事壮烈斗争的时代，以极大的努力争得独立，在文明世界中取得领袖地位的时代。等到民气的消沉与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受到异族统治，民族的独立与元气一起丧失的时候，悲剧也就跟着消失。”它与中国元朝时期不一样。蒙古族进入中原，激起了汉族人的反抗心、悲愤心，悲剧悲壮的情愫在无数剧作家心中荡漾，传统的精神枷锁断裂了，于是，元杂剧肩负着强烈的批判使命，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第二，古代希腊民族是一个鼓励征战，以征服大自然、征服海洋、征服异族为天职的民族，因此，他们的生活趋向，就是永远地奔向神奇的未来。但是，与其说古希腊人关心征战，征服世界，倒不如说他们更关心“我是谁”，他们想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产力的低下，使他们反观自我的思辨始终笼罩在“神性”之中，命运之神像蓝天、像大地、像茫茫无际的大海涵盖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于是，一场人与神的较量，人与命运的抗争，就以悲剧的形式，在思辨、玄想和奔向未来的思维定势中，携带着深厚、壮丽的神话传说、史诗的永恒力量出现了。在中国的北宋末年，文化发展在盛唐的高峰之后，已经走向烂熟。元人忽必烈进入中原，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从勾栏瓦舍发展而来的说唱艺术，在佛教思辨精神的催生下，借助中国本土众多戏剧因素的长期积淀，升华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反思之流，对传统文化、对社会现实、对人生命运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质问。从戏剧精神的内在逻辑来说，元杂剧的诞生，是中国伦理性的专制文化出现断层的标志；从戏剧情节在激变中指向未来的人性动力来说，元杂剧空前地昭示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觉醒，虽然都是昙花一现。当以儒家道统为思想支柱的专制文化的巨大笼罩力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复归后，元杂剧的精神就逐步地走向了衰亡。
第三，古希腊戏剧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力于由来已久的民主制。戏剧的本质是冲突，但揭露冲突的勇气正好源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古希腊的民主运动开始于雅典的梭伦时代。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废除了土地抵押，禁止土地集中，并且剥夺了土地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公元前6世纪末期，希腊雅典实行民主改革，把原来按部落划分的四个大区划分为十个行政小区，每个小区的公民，包括各部落的成员，每个成年男子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从此以后，民主制度得到了根本性的保证。没有民主制度，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就没有基本的标准，科学、法制的精神也得不到尊崇，因此，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民族才会变得真正的开化，而只有开化的民族才能真正拥有戏剧。在这里我们丝毫没有说元朝于一片腥风血雨中实行了民主制的意思。但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统治汉民族的边远少数民族，是必然没有经验的，是必然要出现迷惘的，忽必烈也确实不知道在铁蹄之外，还有什么思想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烂熟使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但是，随着蒙古人进入中原，文化的活力又被激发起来，过去的民本思想喷涌而出，成了一种用血泪写就的怒潮，因为人们对元蒙的野蛮行径愤怒之极，而不受任何君臣伦理纲常的约束，过去下对上的垂直矛盾，现在变成了汉与蒙、文明与野蛮的横向、对等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儒学的钳制已经进入了低迷的状态，市民文化自南宋以来已经崛起，佛教高扬起了正视现实人生的黑暗与痛苦、心涵万法、本体精神高于一切的旗帜，这些都成为使元杂剧繁荣的肥沃土壤。
历史事实已经明晰地证明，古希腊悲剧与中国元杂剧在生成的社会基础上，具有一致性。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回答，按达尔文、摩尔根和汤因比的理论，人类是同源的，所有文明社会的发展“都可以说完全是同时代的”。可是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在埃及、印度、克里特岛和古希腊都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戏剧高峰，出现了完备的戏剧理论著作，而中国戏剧为什么一直要到宋元之际，才以戏曲的特殊形式崭露头角，却不能与它们同时生成呢？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谜。数十年来由于多种深刻的原因，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戏曲研究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长期以来，在论述到这一问题时，各种论著几乎都众口一词，称中国戏曲乃一综合艺术，各种因素不到宋元之际不能聚集到一起。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肤浅说法：这些论著的作者们没有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及时吸收史前考古学、原始艺术的研究成果，把戏剧当成人类的本体机能来予以研究，此其一；他们没有把戏剧的发展，真正地置放到历史文化的深层背景中去，从而在戏曲起源的历史轨迹中，挖掘出哲学思想的动因来，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戏剧的本体是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就不可能知道，戏剧的崛起，乃是人的主体性崛起的标志，于是就不可能把创造性的主体思维，与戏剧的艺术逻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此其三。
